記者田德財／報導 
李登輝卸任後於二○○一年五月間，出版「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」新書，內容大都談及自己的豐功偉業及評論政壇人物言行，實際上，李登輝從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，蔣經國逝世，以副總統身份繼任總統；一九九○年五月廿日，國民大會選舉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，主計處公布一九九○年，臺灣人均國民年收入已達一萬美元（約新台幣卅萬元），執政前後共十二年總統任內的政經發展仍有討論餘地。 
主計統處統計，國民平年所得（按二○○一年價格計算），一九八八年為為廿一萬一千五百零八元，到二○○○年為卅九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元 ，年增率自百分之二到七，一九八○年到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執政時期的年增率最高為百分之十四，當時號稱「台漢錢淹腳目」。 
李登輝執政時期的國民所得年增率遠遠不如蔣經國執政時代，評論員分析有下列因素：一是兩國論，二是大陸投資戒急用忍政策，三是中共導彈發射到台灣海域，四是廣設銀行。 
李登輝執政 失去在大陸投資機會 
評員認為，李登輝執政，不僅失去了在大陸投資機會，也升高了兩岸關係的緊張，對台灣經濟影響很大。前經建會副主任委員葉萬安於二○○六年發表文章說，李登輝執政後，於一九九六年對兩岸經貿祭出「戒急用忍」政策，台灣經濟即開始走下坡」。 
無獨有偶，聯合報系的經濟日報稍早之前在九月二十一日社論「自由貿易對台灣是禍？是福？」也說：「一九九六年李登輝前總統對兩岸經貿祭出「戒急用忍」政策後，台灣經濟開始走下坡」，筆調神似。 
拚經濟帶進「黑金政治」台灣沉淪開始 
評論員認為，李登輝接任總統，意味台灣威權統治年代的結束，急於為台灣撕掉「威權」標籤，改貼「民主」標誌，在經濟發展上向新自由主義靠攏，高舉反壟斷大旗，將國營事業民營化、開放金融業、反對證券交易所得稅、反對都市平均地權等連串政策，將台灣原本不明顯的貧富界限劃出清楚的分隔，糟糕的是，為了拚經濟，帶進了「黑金政治」，成為台灣沉淪的開始。 
最明顯的例子是廣設銀行，在兩蔣時代，銀行為特許行業，當時全台灣銀行家數為廿五家，李登輝繼任後，打著「金融自由化」的旗幟，為財團開銀行鋪設康莊大道：透過修改銀行法，台灣共核准增加十六家新銀行。 
開放新銀行設立後，財政部後續同意多家信用合作社、信託公司改制成為商業銀行。對於這項金融開放措施，無論是單純市場開放的考量，還是政治目的介入，這項開放政策，讓政商緊密結合，成為生命共同體，重傷台灣的分配正義。 
一九九一年底起，新銀行陸續開張營業，金融市場飽和、競爭激烈，為了爭取客戶，部分銀行或降低承作標準，或放寬授信條件，削價競爭，以致不良債權大增，金融業逾放比過高。 
一九八八年台灣爆發本土金融危機，中央票券公司跳票，連鎖反應是宏福票券、泛亞銀行、台中企銀都出現經營危機，引發金融業震盪。李登輝說台灣的銀行太多了，財政部也依銀行法「主管機關必要時可以暫停受理新銀行申請案」的規定，宣布暫不受理新商業銀行與工業銀行的申請。 
新銀行一家家出狀況 
雖然新設銀行喊卡，但已營業的新銀行一家家出狀況，中興銀行爆發一百多億元的非法超貸弊案，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接管中興銀行，自此中央存保公司一直接忙著接管出紕漏的銀行，包括接管台東企銀、花蓮企銀及力霸集團王又曾創辦的中華商銀、寶華銀行（前身為泛亞銀行）、慶豐銀行。 
這一波金融危機中也有重量級政界人士落馬，李登輝時代的立法院長劉松藩，與前廣三集團總裁曾正仁共同向台中商銀超貸十五億元，抽佣一億五千萬元，涉及共同背信罪，曾經在立法院「喊水會結凍」的國民黨立院黨鞭廖福本，後因奇美假股票案入獄；李登輝的大掌櫃劉泰英則也因侵占政治獻金及國安密帳等案，觸犯侵占、背信、銀行法、稅捐稽徵法、公司法等罪而被判刑入監。